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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农民对国家的负担 1．租
编户齐民是战国秦汉时代国家统治的基础，编户民对国家有租赋徭役负担。商鞅变法时奖励耕战。一个“耕”，一个“战”，反映了国家对编户民的要求，也说出了农民对国家的负担。
田租是从周代什一之税演化下来的。周王、各国诸侯把田分赐给属下的贵族，什一之税也就由得到田地的贵族征收，周王、诸侯不再征收。贵族对周王、诸侯有贡纳，但和田地无直接关系。贡纳是贵族对周王、诸侯的义务，但不是按田地征收的租税。
春秋末到战国时期，贵族对于他所持有的田地是征收田租的。下面是几个例证：
《墨子·贵义篇》：“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，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，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乎？”《辞过篇》：“[以其常]役，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，以其常正（征）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”【184】
这里税和租税，都是说的田租。大人，自然是贵族。
《左传》哀公二年，“初，周人与范氏田，公孙龙税焉。赵氏得而献之。吏请杀之，赵孟曰：为其主也，何罪？正而与之田。”杜预注说：“龙，范氏臣，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之税。”公孙龙是“为其主”收税，税当然是归范氏。
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篇》：“赵简主出，税吏请轻重，简主曰：勿轻勿重。重则利入于上，若轻则利归于民。吏无私利而正矣。”税吏，是赵简子下面收税的人。赵简子的田，由税吏替他收田租。
春秋后期，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，单位产量的提高，国君、贵族对田亩的税收恐怕已慢慢不只什一，鲁哀公就“二吾犹不足”。赵简子的税吏请筒子定税的轻重。轻重既可以由田主人来定，什一之税的税制就一定是打破了。
不过，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，田租仍是征什一的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：“今一夫挟五口，治田百亩，岁收亩一石半，为粟百五十石，除什一之租十五石，余百三十五石。”这可能说明什一之税，仍是国家征收的正常的税率。
自汉朝以来，重视秦汉间制度的沿革关系的，多认为是“汉承秦制”。今天看来，汉朝总结秦亡经验，其统治思想是和秦相反的，非承秦制；典章制度则多为秦制的延续，我们仍然可以说“汉承秦制”。
刘邦自汉中回师关中，曾“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”（《汉书·高祖纪上》）。这当然是田租。这田租大约仍是按秦朝制度征收的。刘邦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灭项羽取天下，政府和民间都很穷困，“民亡盖臧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。于是刘邦“约法省禁，轻田租，什五而税一，量吏录，度官用，从赋于民”（同上）。什五而税一，是按产量征收，是先秦“什一之税”一条线上发展下来【185】的。既然说“轻田粗，什五而税一”，秦朝可能也是按产量收；只是比什五而税一重，可能是什一，或者更多。董仲舒说秦朝“田租、口赋、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”（同上），那是总计非只田租。
惠帝即位，“减田租，复什五税一”（《汉书·惠帝纪》）。注引邓展曰：“汉家初十五税一，俭于周十税一也。中间废，今复之也。”如淳曰：“秦作阿房之官，收泰半之赋，遂行至此（指景帝时）乃复十五而税一。”师古说：“邓说是也。”邓展所说“汉家初十五税一”，就是指的刘邦五年初灭项羽时的“轻田租，什五而税一”。如淳所说，应该是无稽之谈了。
文帝前元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诏曰：“农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恃以生也。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，故生不遂。……其赐今年田租之半”（《汉书·文帝纪》）。十二年又诏曰：“农民甚苦，而吏莫之省，将何以劝焉！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”（同上）。田租、租税，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说的田租。这两次都是只免除当年田租之半，即原是十五而税一，现在改为三十税一。
一年之后，十三年（公元前167年）六月又有如下诏书：“农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今瘽（勤）身从事，而有租税之赋，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，其于劝农之道未备。其除田之租税”（同上）。
这年之后，未再见文帝减免田租的记载。直到文帝死景帝即位，景帝元年（公元前156年）才又见到“令田半租”（《汉书·景帝纪》）的记载。因此，这里产生一个问题，即文帝前元十三年“其除田之租税”是免除这一年的田租呢？还是从这年起就免除田租了？那就是十二年间（公元前167一前156年）未收田租。
文帝减免田租，是由晁错建议富人入栗拜爵、除罪引起的。昆错说：“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，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【186】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，取于有余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。”于是文帝听从晁错的话，令民入粟边地买爵。晁错又说：“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，拜爵，甚大惠也。窃恐塞卒之食，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，可令入粟郡县矣；足支一岁以上，可时赦勿收农民租。”文帝又接受了晁错的意见，而有十二年、十三年的减免田租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是把文帝免田租和景帝收田租之半连起来的。“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；明年，遂除民田之租税。后十三岁，孝景二年（《景帝纪》作元年），令民半出田租，三十而税一也。”
由此看来，解释为十二年不收田租大概是合理的。如果是只免一年，不是继续免下去，这之后文帝很可能还有免“今年田租”或“田租之半”的诏令，但却没有。在前十三年中，文帝三次下诏赐或民田租，两次都是赐“今年田租之半”，只有第三次即前十三年这次是“除民之田租”，诏文的语味是不同的。前两次是为了劝农，第三次于劝农之外，提出农民勤身耕作，不当再有租税之赋。而且如果这次“其除田之租税”不是长期而只是一年，那么在这次除田之租税以后的十年中竟未再有减免田租的诏令，也不甚合情理。
还有一条材料，使我倾向于认为文帝后十年中未收田租。文帝十五年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。在对策中，晁错赞扬文帝“配天象地，覆露万民”，“所为天下兴利除害，变法易故，以安海内者，大功数十，皆上世之所难”。他所说的大功数十中，有一条就是“农民不租”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文帝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，是十五年九月，在十三年“遂除民田之租税”后二、三年。遂除民田之租税后二、三年，晁错还强调“农民不租”，似可证文帝十三年后是未收田租的。这条材料增强了使我们想：文帝十三年后到景帝元年是免收田租的。文帝十三年“除田之租【187】税”，不是只免这一年。帝十三年后到景帝元年是免收田租的。认为十年不收田租是不可能的人，总是以为统治者不收田税是不可想像的。这里有一些条件要考虑：文帝时官僚机构尚简单，官吏人数不多；田租在政府财政收入中，地位不如后世之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：晁错建议边食足以支五岁，郡县足以支一岁以上，才可以勿收农民租。晁错既如此建议，可知边地支五岁郡县支一岁以上是可能的。不收农民田租是建立在这个条件也可以说这个基础之上的。当然，晁错也只是说富人入粟，“贫民之赋可损”，“可时赦勿收农民租”，并未说可长期不收农民田租。如果有人认为文帝只是免一年田租而不是一直免下去，也举不出材料说这一定错。
三十税一的田租制，一直维持到西汉未年没有变动。东汉光武初年以用度不足曾改为十一，但不久就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载：建武六年二月诏曰：“顷者师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十一之税。今军士屯田，粮储差积。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，一如旧制。”三十税一制的改变，是在曹操时代。献帝建安年间，曹操实行户调田租制，三十税一制被代替。因田而出的税租，于田租之外还有槀税。元帝时，贡禹说：“农夫父子，暴露中野，不避寒暑，捽草把土，手足胼胝，已奉谷租，又出槀税。乡部私求，不可胜供。”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槀税，不起于汉，先秦已有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孔子对冉有说：“其岁收，田一井出稷禾、秉刍、缶米。不是过也，先王以为足。”秦时有刍、稿税，《淮南子，氾论训》：“秦之时，……发谪戍，入刍、稿。”高诱注：“入刍稿之税，以供国用”。秦二世时，以“度用不足，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多处出现禾、刍、稿的记载（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）。【188】
西汉继承了刍、稿税的征收。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：“相国因为民请曰：长安地狭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，愿令民得入田，毋收槀，为禽兽食。”《索隐》：“苗子还种田人，留槀入宫（官？）”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此句：“言恣人田之，不收稿税也。”两注相较，似以《索隐》为胜，盖民得入田收禾，稿留入宫为禽兽食。
关于槀税，西汉记载不多，东汉槀税记载多起来。如：
建武二十二年，诏曰：“日者地震，南阳尤甚。……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、刍槀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）。
中元元年，“复嬴、博、梁父、奉高，勿出今年田租、刍槀”（同上）。
章帝建初二年，诏曰：“复博、奉高、嬴，无出今年田租、刍槀。”
和帝永元十三年，诏曰：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、刍槀。有宜以实者，如故事。”
永元十四年，“七月，诏复象林县更赋、田租、刍槀二岁。……十月，诏兖豫荆州，今年雨水淫过，多伤农功。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团租、刍槀；其不满者，以实除之。”
刍槀大概是和田租同时征收的。
汉代田租，是用实物交纳。贡禹所说“已奉谷租”，可知租是用谷交纳。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诸传，记载田租是用实物交纳的很多。刍槀税，西汉时期纳实物。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里有刍稿的记载。如三号简：里户刍廿七石，田刍四石三斗七升；凡卅一石三斗七升。……槀上户刍十三石，田刍一石六斗六升，凡十四石六斗六升。凤凰山汉墓大约是文景时墓。据此简，刍税是征实物，还分户刍和田刍。西汉后期，槀税则似是改为纳钱。《东观记》载有一条：“（光武）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，刍槀钱若干万。”（《后【189】汉书·光武帝纪上》注引）。这条材料可证王莽时期或更早刍槀是纳钱的。
按产量征收的三十税一，后来变为按顷亩征收，税额也固定在一定的一个数量上而不是年年按产量征收。在小国寡民时代，按亩产量收税是可以的。国家大了，按产量收就不行了。税额也固定下来，在执行上，这样作简单，免得年年一块块的计算土地的产量。《盐铁论》里有条记载，就说明武、昭时期三十税一就是按顷亩出固定的田租。《盐铁论·未通篇》载：“文学曰：什一而藉民之力也，丰耗美恶与民共之。……故曰：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也。田虽三十，而以顷亩出税，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，凶年饥馑而必求足。”以顷亩出税，起自何时，已难考。
桓帝时曾按亩税钱。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：永寿八年，“初令郡国有田者，亩敛税钱。”李贤注：“亩十钱也。”征收的不是实物而是钱。从“初令郡国”亩敛税钱看，这年是开始，以后是要征收下去的。但灵帝中平二年又载：“二月己酉，南宫大灾，火半月乃灭。己亥，广阳门外屋自坏。税天下田，亩十钱。”注云：“以修宫室。”好像桓帝的初令郡国亩敛税钱并没有延续下去。不然灵帝只要照旧税天下田亩收十钱就是了，用不着特别记载“税天下田”。李贤注说“以修宫室”，更似为修宫室而开征，而不是从桓帝开始年年征收亩税的延续。抑或桓帝亩税十钱之外，灵帝又以火灾亩加十钱耶？
田租是汉代诸种租赋中主要的一种交纳五谷食物的租税。汉代大部分租税，是由货币支付的。
赋是汉代人民比较重的负担。如果再加上免役钱的更赋（详下节），赋就更重了。于琨奇同志在他的博士论文《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》里，对汉代的赋有细致的论述。他认为：从征赋税的量来看，田租三十取一的税率，并不算重，小农如果耕种五十大亩土地，亩产三大石，需纳田租五石，实际只按亩四升的规定纳【190】二石，每石粟以百钱计，合二百钱。而算赋人纳一百三十钱，户有二人纳二百四十钱，口赋二十三钱，户有三人纳六十九钱，更赋三百钱，户有二人计纳六百钱，共九百零九钱，几乎是田租的五倍。于琨奇同志的这个估计，只是个大略。需纳田租五石，又按二石计租也无必要。每石粟以百钱计价，似又偏高。但实际数字，赋比租高的多是没有问题的。因此于琨奇同志提出的：“秦汉政府对小农所征的租税赋役，有两大特点，这就是：以税人为主，税产为辅，征货币为主，征实物为辅”，是有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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