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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牛耕和铁农具的推广

 

  春秋战国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,大约以鲁、齐、三晋地区为早。孔子鲁人,他的弟子也多来自鲁国和环绕鲁国的各国。取字子牛的司马耕是宋人,取字伯牛的冉耕是鲁人。中行范氏在晋国失败,他们的子孙流落齐国作农民,晋大夫窦犨说他们是“宗庙之牺,为畎亩之勤。”说话的是晋国人,牛耕的地方是齐国。这些事物发生的地方,都在大河中下游三晋、齐、鲁境内。

  从记载上看,两汉时期牛耕、铁耕,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推广。武帝时,搜粟都尉赵过于长安附近和三辅地区,教民“用耦犁,二牛三人”(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)。汉宣帝时,龚遂作勃海太守,“见齐俗奢侈,好末技,不田作,乃躬率以简约,劝民务农桑。……民有带持刀剑者,使卖剑买牛,卖刀买犊。……郡中皆有畜积,吏民皆富实。”(《汉书·循吏传·龚遂传》)。平帝元始二年,“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,起官寺市里,募徙贫民,县次给食,至徙所赐田宅什器,假与犁牛种食”(《汉书·平帝纪》)。东汉明年永平以前,庐江(今安徽中部)一带“百姓不知牛耕”。永平十三年,王景任庐江太守,“教民犁耕。由是垦辟倍多,境内丰给”(《后汉书·王景传》)。东汉以前,九真地区(今越南中部)还是“俗烧草种田”(《后【154】汉书·任延传》李贤注引《东观汉记》)。光武帝建武初,以任延为九真太守。“九真俗以射猎为业,不知牛耕。……延乃令铸作田器,教之垦辟田畴。岁岁开广,百姓充给。”(《后汉书·任延传》)。这是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用牛犁耕田。和帝初,鲁恭上疏说:“三辅、并、凉少雨,麦根枯焦,牛死日甚”(《后汉书·鲁恭传》)。这是西北关陇等地区用牛耕。东汉中叶的崔寔说:“今辽东耕犁,既用两牛,两人牵之,一人将耕,一人下种,二人挽耧,凡用二牛六人”(《全后汉文·政论》)。这是辽东地区用牛犁耕地。和帝永元十六年,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。“遣三府掾分行四州,贫民无以耕者,为雇犁牛直。”(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)。兖豫徐冀可看作广意的中原地区。这一地区,西汉以来想已是牛耕地区。

  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,对农业增产关系至大。上面引用的几条材料也可以看出,凡引进牛耕和犁耕的地区,都是田畴垦辟,百姓丰足。反之,在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到,一旦发生牛疫,就出现垦地减少,谷贵人流。明帝时,刘般上言:“郡国以牛疫水旱,垦田多减”(《后汉书·刘般传》)。章帝建初元年诏书:“比年牛多疾疫,垦田减少,谷价颇贵,人以流亡”(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)。后汉政府,对于牛疫都是非常重视的。牛疫一来,关系到农业生产,关系到社会安定,也就关系到政权安危。这也反过来证明,牛耕是相当普遍的。

  汉代还用马耕地。昭帝时,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士争论罢盐铁,文学说:“往者未伐胡越之时,徭役省而民富足,温衣饱食,藏新食陈,布帛充用,牛马成群,农夫以马耕载,而民莫不乘骑”(《盐铁论·未通篇》)。文学所说的“农夫以马耕载”的时间是“往者未伐胡越之时”,当是指的武帝前期和以前。贤良的发言中,也有一段涉及马耕,贤良说:“古者,诸侯不秣马,天于有命,以车就牧,庶人之乘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。【155】故行则服栀,止则就犁”(《盐铁论·散不足篇》)。这里用的是古者,既已谓之古就不会指汉代,可能是指的战国。可能战国已用马耕,但似不见于先秦文献。

  骡驴似是汉代才从匈奴传入内地。武帝时与匈奴贸易,“驘(同骡)驴馲驼,衔尾入塞”(《盐铁论·力耕篇》)。但骡驴是否用于田亩耕作,似未见之记载。

  汉代牛耕,一般是二牛牵一犁。西汉赵过行代田法,是“用耦犁,二牛三人”(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)。东汉崔寔所提到的辽东牛耕也是“用两牛,两人牵之,一人将耕”(《崔寔·政论》,见《全后汉文》)。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里的牛耕图,多是二牛牵一犁。如山东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的壁画牛耕图(参看《考古》1959年第9期《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》),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(《江苏徐州汉画像石》十《睢宁县双沟地区的画像石》),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(《文物》1972年第3期《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》),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牛耕图(《文物》1974年第1期《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》),山东滕县黄家岭东汉牛耕画像石为一牛一马(《农业考古》1981年第2期《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》)。一牛一马,等于二牛。一牛牵一犁,未见之记载,出土文物也只有山东滕县滕道院东汉画像石的牛耕图是一牛牵一犁(《汉代画像石全集初编》)。

  小农一家一户是养不起两个牛的。能用两牛耕田的至少是小地主或富裕农民。两牛拉的犁一般可以大些,利于深耕,增加生产量。牛耕、铁农具的发展,有利于大土地所有者,不利于小农。出土的犁铧,大而重的,多属于东汉时期。这一方面反映牛耕和铁农具在东汉时期的发展,一方面也反映土地集中的现象,东汉比西汉发展。小农能用的,只有一牛耕犁,甚至一牛也没有,依靠政府为雇犁牛。如平帝元始二年,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,【156】徙贫民于新县,并赐田宅什器,假与犁牛种食。和帝永元十六年,遣三府掾分行兖、豫、徐、冀四州,贫民无以耕者,为雇犁牛直。武帝时期,赵过教民代田,而有的地区没有耕牛,赵过又教民以人挽犁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说:“民或苦牛少,亡以趋泽。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以为丞,教民相与庸挽犁。率多人者,田日三十亩,少者十三亩。以故田多垦辟。”人挽犁,犁不会太重。五十年代,我还看到山东胶东一带有人拉犁耕田的。

  汉代铁农具的使用,比战国时期有推广。汉代人有这样的话:“铁器者,农夫之死生也”(《盐铁论·禁耕篇》)。用死生来形容铁器和农民的关系,可以想见铁具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性,也只有在铁农具相当普遍的情况下,才能产生这样的观念。

  武帝为了打击豪强兼并,开始由政府专管盐铁,在各地设铁官;不产铁的郡,也设小铁官,用废铁铸造铁器。依《汉书·地理志》,设有铁官的郡县有四十四处,分布全国各地。铁官负责制造农具,私造铁农具受到禁止。

  汉帝国幅员广大,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。有的地区已比较普遍使用牛耕铁耕,有的地区还比较落后仍用耒耜耕种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:“夫民之为生也,一人跖耒而耕,不过十亩。”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:“夫织者日以进,耕者日以却。事相反,成功一也。”用耒耜发土,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,和我们今天用铁锹掘土一样。《淮南子》的话,并不孤立,《盐铁论》里也常常提到用耒耜耕地。如《末通篇》说:“内郡人众,……地势温温,不宜牛马。民蹠耒而耕,负檐而行,劳罢而寡功。”《国病篇》:“秉耒抱臿,躬耕身织者寡。”《散不足篇》:“燕齐之士,弃锄耒争言神仙。”《取下篇》:“从容房闱之间,垂拱持案食者,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。”凡此谈到农民耕田的,都说农民使用耒耜。使用耒耕的劳动强度,比牛耕要重,言者或欲强调农夫之苦,故用亲耕来表达农民生活。大概汉代牛耕铁耕虽已相当【157】普遍,但还没有能完全把耒耜挤出历史舞台。一些地区耒耜还很盛用。《散不足篇》提到燕齐,《未通篇》提到内郡。《淮南子》是淮南王刘安招集游士宾客在淮河流域写的书,它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是淮南地区的情况。建武初年,九真地区,“不知牛耕”。永平中,庐江一带“百姓不知牛耕”,王景任太守,始“教民犁耕”。这些材料都能说明耒耜在一些地区还是很盛用的。

  盐铁官营后,铁器制作粗略。《盐铁论》中贤良文学一再指责“县官作铁器,多苦恶”(参看《水旱篇》)。官僚主义经营方式,也从不考虑因地制宜的制作农具,结果制造出来的农具多不合农民使用。如《盐铁论·禁耕篇》说:“秦楚燕齐,土力不同,刚柔异势,巨小之用,居局之宜,党殊俗易,各有所便。县官笼而一之,则铁器失其宜,而农民失其便。器用不便,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。草莱不辟,则民困乏。”《水旱篇》说:“县官鼓铸铁器,大抵多为大器,务应员程,不给民用。民用钝弊,割草不痛。是以农夫作剧,得获者少,百姓苦之矣。”

  官制作的农具,粗劣,价钱又不便宜。官家作生意,又不注意给农民方便,农民宁愿木耕手耨而不买官造农具。《盐铁论·水旱篇》说:“今县官作铁器,多苦恶,用费不省。……家人相一,父子戮力,各务为善器,器不善者不集。农事急,挽运衍之阡陌之间,民相与市买,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,或时贳。民不弃作业,置田器,各得所欲。……县官……今总其原,壹其贾,器多坚硁,善恶无所择。吏数不在,器难得。家人不能多储,多储则镇生;弃膏腴之日,远市田器,则后良时。盐铁贾贵,百姓不便,贫民或木耕手褥耨,土耰啖食。铁官卖器不售,或颇赋与民。”或颇赋与民,就是官家强迫农民购买价钱贵质地粗劣的官造农具。

  这是牛耕、铁农具在汉代推广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。汉帝国幅员广大,使用牛耕、铁耕的同时,不少地区还在使用耒耜,牛耕还未能把耒耜排挤出历史舞台,盐铁专卖后,官制的铁农具【158】质量粗劣,价钱又贵,使得农民宁愿用木耒耜耕作,这也一定影响到牛耕和铁农具使用的推广。但总的说来,秦汉时期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地区,比起战国来在逐渐扩大是没有问题的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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