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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国人

 

  商周时期,人们聚居的地方称作邑。《说文》:“邑,国也。”(第六篇下邑部)。邑就是国。甲骨文无“国”字。国字的出现,大约在周灭商之后。周王分封诸侯,新贵带领同族周人和分给他们的商族人到新地建立国家,一殷是周人居住邑中,商人居住野,这就有了国、野之分,也就出现了居住国中的人称国人,居住在野的人称作野人。

  周灭商前后,是周族氏族解体,阶级分化的时期。氏族中的显赫家族演化为贵族,一般氏族成员演化为平民。最初,国人包括贵族。从《左传》有关国人的记载看,有些地方就很难说它不包括贵族。因为贵族也住在国中。但可以理解,国人主要的是贵族以外的周族自由平民。

  国和邑同义,只是指人们居住的地方,直到春秋战国时期,国的这一含义还保存着。(详《城邦国家》一节)。

  西周春秋时期,国人是强大的社会势力,对政治问题很有发言权,而且参与政治活动,过问国家大事。

  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国人的政治活动,是西周晚年的国人暴动驱逐厉王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载:“厉王虐,国人谤王。召公告王曰:“民不堪命矣!王怒,得卫巫使监谤者,以告,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,道路以目。王喜告召公曰:“吾能弭谤矣,【38】乃不敢言。召公曰: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;川壅而溃,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……若壅其口,其与能几何?王弗听。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三年,乃流王于彘。彘之乱,宣王在召公之宫,国人围之。召公……乃以其子代宣王。”这里看到,国人一怒,逐了厉王,围了召公宫,还要杀太子,召公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去替宣王死。

  氏族部落时期,氏族成员权力大,氏族部落有大事都要由氏族成员大会最后讨论决定。这是古代的氏族民主制。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中所讲的易洛魁族有此制度,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所讲古希腊、罗马、日耳曼人等也都有此制度、有此时期。古代中国也不例外。在古代典籍中,我们看到西周春秋时期,国人还有一些民主权力,这些权力也反映了氏族民主制的影子。《周礼·小司寇》:“小司寇之职,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。一曰询国危,二曰询国迁,三曰询立君。”《大司徒》:“若国有大故,则致万民于王门。”郑注:“大故,谓王崩及寇兵也。”

  小司寇之职,掌外朝之政。周制,天子、诸侯皆有三朝。外朝是朝万民的,这在氏族社会就是氏族全体成员大会。此外,尚有两个内朝。这个问题,另节再讨论。这里看到国危、国迁、立君等大故,皆要致万民征询意见。

  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里有不少“朝国人”的记载,遇有大事就“朝国人”以征询意见。如秦、晋韩原之战,晋惠公被俘,晋国曾朝国人议立新君。《左传》僖公十五年:

  “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,且召之。子金教之曰:朝国人而以君命赏。且告之曰:孤虽归,辱社稷矣!其卜贰圉也。众皆哭。晋于是乎作爰田。”

  晋惠公不是个好国君,他三番五次把国家大事错置失当,失掉贵族的支持。这里他以“作爰田”收买国人对他的好感,希望【39】国人支持他。他要求国人以太子圉代他行使国君职务,正是《周礼·小司寇》所说的“询立君”。

  《左伶》僖公十八年:

  “邢人、狄人伐卫,围兔圃。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。及朝众,曰:“苟能治之,燬请从焉。众不可,而后师于訾娄。”

  这是国君为让国而朝众,众不同意,国也就让不成。这也是询立君。

  《左传》定公八年:

  “卫侯欲叛晋(与晋人盟于鄟泽受辱),而患诸大夫。王孙贾使次于郊。大夫问故,公以晋诟语之,且曰:寡人辱社稷,其改卜嗣,寡人从焉。大夫曰:是卫之祸,岂君之过也?公曰:又有患焉,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。大夫曰:苟有益也,君子则往,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絏以从。将行,王孙贾曰:苟卫国有难,工商未尝不为患,使皆行而后可。公以告大夫,乃皆将行之。行有日,公朝国人使贾问焉,曰:若卫叛晋,晋五伐我,病何如矣?皆曰:五伐我犹可以能战。贾曰:然则如叛之,病而后质焉,何迟之有?乃叛晋。晋人请改盟,弗许。

  又同书哀公元年:

  “吴之入楚也,使召陈怀公,怀公朝国人而问焉,曰:欲与楚者右,欲与吴者左,陈人从田,无田从党。”

  这都是询国危的例。卫侯朝众的众,当是国人。卫侯本决定叛晋,难在贵族不从,所以他先朝大夫,请改卜嗣。朝大夫之后,他又朝国人。国人支持他,他才决定叛晋。吴伐楚,招陈怀公。对陈来说,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,所以怀公就朝国人以征询意见,决定去从。

  国人在政治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,首先是由于国人有权,有【40】从氏族沿续下来的氏族成员的民主权。其次是因为国人人数众多,出兵打仗依靠它。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,就无法对外进行作战,其结果可能是国破族灭。最形象化的例子是卫懿公得罪国人而亡国。《左传》闵公二年载:

  “冬十二月,狄人伐卫。卫懿公好鹤,鹤有秉轩者。将战,国人受甲者皆曰:使鹤,鹤实有禄位,余焉能战。”……及狄人战于荧泽,卫师败绩,遂灭卫。”

  国人,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股强大的势力。春秋时期,我们看到国人对国家大事总是积极主动的表示意见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,“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……宋师败绩,门官歼焉。国人皆咎公。”同书昭公四年,“郑子产作丘赋,国人谤之,曰:其父死于路;己为虿尾。以令于园,国将若之何?”同书昭公二十七年载:楚“郤宛直而和,国人悦之。鄢将师为右领,与费无极比而恶之。令尹子常,贿而信谗。无极谮郤宛焉。……令尹尽灭郤氏之族党。……晋陈之族呼于国曰:鄢氏、费氏自以为王,专祸楚国。……令尹尽信之矣,国将如何?令尹病之。……楚郤宛之难,国言(国人之谤言——杨伯峻同志注)未已,进胙者莫不谤令尹。沈尹戍言于子常曰:……吴新有君,疆场日骇。楚国若有大事,子其危哉!……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;尽灭其族,以说于国人。谤言乃止。”国人的谤言,使令尹害怕,不得不诛杀大臣,以平息谤言。

  国君如果不同意国人的意见,国人可以驱逐国君下台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:“晋侯、齐侯盟于敛盂。卫侯请盟,晋人弗许。卫侯欲与楚,国人不欲,故出其君说于晋。卫侯出居于襄牛。”国君不好,国人可以把他驱逐。这是当时人的思想。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载:“师旷侍于晋侯。晋侯曰:卫人出其君,不亦甚乎?对曰:……天之爱民甚矣,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?必不然矣。”师旷的话,代表了当时人对出君的【41】看法。到战国时,孟子还有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、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”的话。

  国人能驱逐国君,也能驱逐贵族。卿大夫贵族处理政务不当,也可能遭国人的驱逐。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载:“夏,陈辕颇出奔郑。初,辕颇为司徒,赋封田以嫁公女;有余,以为已大器。国人逐之,故出。”贵族对于国人,总是畏惧的。宋国有这样一个故事:“国人逐瘈狗,瘈狗入于华臣氏。国人从之。华臣惧,遂奔陈。”(《左传》襄公十七年)。国人追逐狂犬来到华臣家,华臣以为是来对他不利,逃奔陈国。贵族对国人畏惧如此。

  国人参与贵族与国君的斗争。

  《左传》文公七年,“宋成公卒,……昭公将去群公子,乐豫曰:不可。公族、公室之枝叶也,……若之何去之?不听。穆、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,杀公孙固、公孙郑于公宫。”

  同书文公十六年,“宋公子鲍礼于国人。宋饥,竭其粟而贷之,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贻也,时加羞珍异;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。国之材人,无不事也。亲自桓以下,无不恤也。……昭公无道,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(襄公夫人)。……既,夫人将使公田盂诸而杀之。公知之,尽以宝行。荡意诸曰:盍适诸侯?公曰:不能。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,诸侯谁纳我?……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行。”

  同书文公十八年,“莒纪公生大子仆,又生季佗,爱季佗而黜仆,且多行无礼于国。仆因国人以弑纪公,以其宝玉来奔。”

  同书成公十三年,“曹人使公子负刍守,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。秋,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。诸侯乃请讨之。晋人以其役之劳,请俟他年。冬,葬曹宣公。既葬,子臧(欣时字)将亡,国人皆将从之。成公(负刍)乃惧,告罪,且请焉。乃反,而致其邑。”【42】

  同书襄公三十一年,“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。既立展舆,又废之。犁比公虐,国人患之。十一月,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,弑之,乃立。”

  同书昭公十四年:

  “秋八月,莒著丘公卒,郊公不慼。国人弗顺,欲立著丘公之弟庚与。蒲馀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与,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。公子铎因蒲馀侯而与之谋曰:尔杀意恢,我出君而纳庚与。许之。……冬十二月,蒲馀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,郊公奔齐。公子铎逆庚与于齐。”

  国人也参与贵族间的斗争。在这种场合,国人往往起决定胜负的作用。如宋景公时,六卿贵族和宋公的近臣大尹争权,双方都诉之国人大众。“皇非我因子潞、门尹得、左师谋曰:民与我,逐之乎?皆归授甲,使徇于国曰:大尹惑蛊其君,以陵虐公室,与我者救君者也。众曰:与之。大尹徇曰:戴氏、皇氏将不利公室,与我者不忧不富。众曰:无别。戴氏、皇氏……使国人施于大尹,大尹奉启以奔楚。”(《左传》哀公二十六年)

  这个故事,显示了国人的力量,国人支持谁,谁将取得胜利。因此,贵族都在争取国人的支持。下面是几个例子。

  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,“六月丁卯,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。不能,杀子卬、子羽,反军于市。己巳,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,遂从而尽焚之。杀子如(即公子班)、子駹、孙叔、孙知。”

  襄公十九年:“郑子孔之为政也专,国人患之,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。子孔当罪,以其甲及子革、子良氏之甲守。甲辰,子展、子西率国人伐之,杀子孔而分其室。”

  襄公二十六年,“孙文子在戚,孙嘉聘于齐,孙襄居守。二月庚寅,宁喜、右宰榖伐孙氏,不克,伯国(孙襄也)伤。宁子出舍于郊。伯国死,孙氏夜哭。国人召宁子,宁子复攻孙氏,克之。”【43】

  襄公二十七年“(庆封)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,崔氏堞其宫而守之。弗克,使国人助之,遂灭崔氏,杀成与疆,而尽俘其家。”

  国君和贵族都是理解国人的力量的,他们中聪明的人都知道对国人畏惧三分,同时也知道争取国人站在他们一边。他们尽量买好国人,求取国人的支持和援助。晋惠公为了得到国人的支持,遂“作爰田”。宋公子鲍礼于国人。郑子产不毁乡校,就是为了从乡校中听听国人的舆论。春秋时期,国君和贵族都争着盟国人以加强自己的势力。如鲁阳虎“盟国人于亳杜”(《左传》定公六年)。

  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,它的前身就是氏族社会中的氏族成员,它是从氏族成员演化下来的。国人的政治权力,是氏族社会氏族成员民主权力的遗存。

  古代氏族成员的民主权力,在墨家思想里反映的最强烈。墨子提出天子、三公、诸侯国的正长,皆由选举产生。“选天下之贤可者,立以为天子。”“选择天下之览可者,立置之以为三公。”“选择其国之贤可者,立置之以为正长。”(《墨子·尚同上》)。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,墨家集团的成员多是社会下层劳动人民,特别是城邑小手工业者,所以墨家对古代民主反映最强。墨家是下层人民,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比较少,愚昧、迷信反映的也最多。但却正好证明墨家是社会的下层民众。

  古代民主思想,在战国还有遗存。孟子说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(《尽心下》),“国人皆曰贤,然后用之”,“国人皆曰可杀,然后杀之”(《梁惠王下》)。都是古代民主思想。也显示了直到战国,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是有力量的。战国时代,政治上活跃的士,就是国人中的代表人物。【44】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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