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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因

 

  〖刘因〗(1249-1293年)字梦吉,号静修,元雄州容城(今河北徐水县)人。“因天资绝人,三岁识书,日记千百言,过目即成诵;六岁能诗;七岁能属文,落笔惊人;甫弱冠,才器超迈”(《元史·刘因传》)。因家居教授,弟子造其门者,随材器教之,皆有成就。尝爱诸葛亮“静以修身”之语,名其居曰“静修”。刘因父祖本金朝人,故他自视为亡金遗血。元灭南宋,他屡作哀宋之文。其思想感情与元蒙一直格格不入。至元十九年(1282),有诏征因,擢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,未几以母疾辞归。后朝廷以集贤学士、嘉议大夫征因,以疾固辞,认为“非如此则道不尊”。刘因曾与国子司业砚弥坚从游。初为经学,究训诂疏释之说,认为“圣人精义殆不止此”,及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朱、吕之书,则曰“我固谓当有是也”。对于其学之所长,则谓“邵至大也,周至精也。程至正也,朱子极其大,尽其精,而贯之以正也”。可见其学以朱熹为宗。但他又不严守朱熹门户,每杂以陆学之自求本心。在天道观方面,他认为,“夫天地之理,生生不息而已矣”。这种“生生不息之理”包括自然与社会的成毁、代谢,这是“理势相因而然”,否则万物“不复生”,人之蕃衍的“生理”也就停止了。他将此种生生不息的变化归之于“气机”,“天地之间,凡人力之所为,皆气机之所使”。这种“气机”又本于无形不可见的“理”。他指出:“大哉化也,源乎天,散乎万物,而成乎圣人。自天而言之,理具乎乾元之始,曰造化。宣而通之,物付之物,人付之人,成象成形,而各正性命,化而变也。阴阳五行,运乎天地之间,绵绵属属,自然氤氲而不容已,所以宣其化而无穷也。天化宣矣,而人物生焉。人物生焉,而人化存焉。大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道,小而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,至于□飞鱼跃,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。”(畿辅本卷三)在心性论和修养方法方面,他认为“人欲化而天理,血气化而性情”,要将人欲化为天理,关键在自求于己,而“无待于外”。要改变人欲血气,须引发扩充自身固有之德性、善端。其途径则在于养气持守、不动心。“心之机一动而气亦随之,迫火而汗,近水而栗。物之气能动人也,惟物之遇夫人之气也亦然”(《文集》卷二十一)。实际是主张专务其静,不与物接,物我两忘。他认为,人在浩瀚无涯的天地之间,其形至微,其寿至短,故君子处世,不必慕外,非必用于世而取得官爵和治功,而主要在于立心之初,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。他指出:“君子立心之初,曰为善而不为恶,则其初心遂矣。夫道无时而不有,无处而不在也,故欲为善为君子,盖无时无处而不可,而吾之初心,亦无时无处而不得其遂也。”(同上)在论述道与物的关系时。他认为“道”是最根本的。“道之体本静,出物而不出于物,制物而不为物所制,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”。而客观事物本质上则是“齐”的。如果加以人为,去“齐之”,“则不齐矣”,“犹之东、西也,东自东而西自西,固不齐也。然东人之西,则西人之东也,是曰东亦可,曰西亦可,则是未始不齐也”。人所见到的“东人之西,西人之东”,只是相对而已,此两者在对待中是同一的,是“末始不齐也”。故“不齐之,则物将自齐而平矣”。他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,但又夸大了这种相对性。上述观点,显然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。在为学方面,刘因认为,人之生“材无不全”,后来所以不全,乃因惑于“异端”。故学者当求于“大圣大贤惠世之书”,即返求六经。他主张读书当先读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然后依次读史、诸子。他提出,宋学本于六经,古无经史之分,六经中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就是史。他又指出理学乃“自传注、疏释出”,批评“近世学者,往往舍传注、疏释,但读诸儒之议论”,主张读书“必先传注而后疏释,疏释而后议论”。其著作有《四书精要》、《易系辞说》、《静修集》等。刘因是元代重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“古无经史之分”之说,对后来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观点产生过一定影响。

 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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