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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节 俗雅的借鉴

  在中国文学史上,以描写社会生活著称的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,无不从民间俗文学与笔记文学等其他文学样式汲取养料来壮大自己。如人们最为熟悉的“走后门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最初,它起于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中的《留后门》。罗大经说的是:绍兴二年(1132)冬天,刘豫进犯,赵元镇主持国务,请高宗亲征,当行至苏州,有一喻子才向赵说:“

  今若直前,万一蹉跌,退将安任?要须留后门,则庶几进退有据。”赵认为:这样当然好了,可如何实现这样的计划?喻子才道:

  张枢密在福康,若除闽浙江淮宣抚使,则命到之日,便有官府军旅钱谷,彼之来路,即我之后门也。

  赵大以为然,便依喻子才的建议而行动了。罗大经对此评论道:御驾亲征,事大体重,应该进退有据。可若论兵法,则置之死地而后生,“岂预留后门哉?留后门,则士不死战矣”。一语道破了“后门”的乖巧、不正当的属性。

  “后门”出现在著作家笔下,表明“后门”已成为一种广泛公认或约定俗成的社会语言现象。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神经的小说中也出现了“开后门”一语,更加证实了在宋代“后门”的运用已相当普遍,社会政治已相当腐败。《水浒传》第七十九回就有这样一个例证:济州一老官吏王瑾,见高太尉征剿梁山好汉不顺,便献计道:

  贵人不必沉吟,小吏看见诏上已有活路。这个写草诏的翰林待诏,必与贵人好,先开下一个后门了。

  高太尉见说大惊,问道:“你怎见得先开下后门?”王瑾禀道:

  诏书上最要紧是中间一行,道是“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,并与赦免”,这一句是囫囵话。如今开读时,却分作两句读,将“除宋江”另做一句,“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,并与赦免”另做一句。赚他漏到城里,捉下为头宋江一个,把来杀了,却将他手下众人,尽数拆散,分调开去。自古道:“蛇无头而不行,鸟无翅而不飞。”但没了宋江,其余的做得甚用!此论不知太尉恩相贵意若何?

  王瑾的这一个“开后门”,倘若得逞,那自然是可将宋江等人一网打尽。王瑾因此赢得了高俅的欢心,一句“开后门”,使他从一个普通小吏上升到帅府长吏,参与了机要。这反映了“后门”已在官僚阶层中运作得十分娴熟,并得到了一致的认同,甚至可以开至“圣上”。但“后门”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含意,也可以为男偷情之隐喻。人所熟知的《水浒传》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,就是从王婆家的“后门”开始的。在笔者的学术视野中,在宋代以前像《水浒传》中这样男女利用“后门”偷情的描写是不多见的,但“后门”自宋以后泛滥不已,几乎成为男女偷情的代名词,连民间歌谣都有了这类的语言现象,足见其影响之大。如冯梦龙《山歌》卷二《私情四句》专有一首《后门头》,直言不讳道:“结识私情后门头”。

  在宋代以后的小说、戏剧中,“后门”有时亦作“脚子门”、“角子门”,即人们通常所说的“角门”。元代杂剧《东墙记》第三段:“我试往后花园看去。呀!这角门怎生开着?”还有宋话本《万秀娘仇报山亭儿》中:“万秀娘移步出那脚子门,来后花里。”宋话本《杨温拦路虎传》:“杨温随员外入到后地,推开一个固角子门,入去看一段空地。”最为大家熟悉的是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张生和崔莺莺相会时,也是“开了寺里角门儿”,也就是通过“后门”见面的。

  《金瓶梅》中展现“角门”之处则更多,绝大部分是借“角门”偷看男女行房中事,或西门庆与妇女勾搭成奸时借“角门”而入,如第七十八回、第八十三回等。特别是在描写潘金莲和西门庆女婿陈经济通奸时,每次都是通过“角门”接头。在这些章节里,“后门”成为作者揭露、嘲讽潘金莲淫荡的一个“道具”了。《红楼梦》亦未能脱俗:贾瑞被王熙凤设计,关在“穿堂”,“一夜几乎不曾冻死”,“好容易盼到早晨”,“幸而天气尚早,人都未起,从后门一径跑回家去”。贾瑞狼狈不堪、见不得人的形象,跃然纸上,可谓传神极了……

  通过以上考释,我们可以理出一条脉络,那就是大部头的作品,其基础往往是民间生活所提供的材料,这些材料一经点化,登堂入室,又加流布,便为经典。其间借鉴点化之功是最为重要的,即便两种不同文学样式,也非常需要这一媒介。比如,《金瓶梅》爱好者,对其书第九十回那位教头的印象是很深的,因为这位教头实际是以滑稽丑角的形象在卖艺,他是这样自我表白的:

  我做教师世罕有,江湖远近扬名久。双拳打下如锤钻,两脚入来如飞走。南北两京打戏台,东西两广无敌手。分明是个铁嘴行,自家本事何曾有。少林棍,只好打田鸡;董家拳,只好吓小狗。撞对头不敢喊一声,没人处专会夸大口。骗得铜钱放不牢,一心要折章台柳。亏了北京李大郎,养我在家为契友。蘸生酱吃了半畦蒜,卷春饼了两担韭。小人自来生得馋,寅时吃酒直到酉。牙齿疼,把来锉一锉;肚子胀,将来扭一扭。充饥吃了三斗米饭,点心吃了七石缸酒。多亏了此人未得酬,来世做只看家狗。若有贼来掘壁洞,把他阴囊咬一口。问君何故咬他囊?动不的手来只动口!  

  明代戏剧《玉环记》第十四回《韦皋延宾》中也有一丑角扮武术教头,所唱与此大致相同:

  [丑]我做教师真罕有,江湖远近驰名久。双拳打下如槌镇,两脚入来如飞走。南北二京打类(擂)台,东西两广无敌手。分明是个铁嘴钉,自家本事何曾有。小木棍只好打田鸡,刊(看)家拳吓小狗。撞对头不敢啐一声,没人处专会夸大口。骗得铜钱放不牢,一心要折章台柳。亏了东京张大哥,留我在家为契友。醮生酱吃了半林葱,卷春饼吃了两林韭。小子自来生得馋,寅时吃酒吃到酉。牙齿疼把来挫一挫,肚子胀将来纽一纽。充饥吃了三斗米饭,点心吃了一大缸酒。亏了此人未得酬,来世做只看家狗。若有贼来掘地洞,把他阴囊咬一口。

  《玉环记》的作者署名是杨柔胜,似是不太出名的一位剧作家,笔者查阅了多种明代史料,均未找见他的身影,所以一时很难断定是《玉环记》在前还是《金瓶梅》在前,也就是谁给予谁创作以影响,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明代的小说、戏剧这两种文学样式彼此互相借鉴之处是很多的,此已成风气。

  这是因为古代社会生活是非常丰富的,任何一位文学创作家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生活材料,所以,借鉴姊妹艺术,乃至从已有定型的俗文俚章中取材,以扩大本身的表现领域,已成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基本功。中国古代任何一部描写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都未能例外。有许多考据家从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寻找出借鉴的痕迹,以至这样的工作已成为一门学问。

  例如,笔者发现一条这样的线索,《夷坚志》甲志卷第四《侯元功词》记载:

  宋代密州侯元功,从少年时期就赶考,直到31岁才得到乡贡的名称。许多人因为他这么大年纪才中乡贡,对他很看不上。有一个浮浪子弟将他的形象画在风筝上,引线放之,以为嘲弄。侯元功见了不仅不恼,反而大笑,作了一首《临江仙》词,题在纸鸢上面:

  未遇行藏谁肯信,如今方表名踪。无端良匠画形容。当风轻借力,一举入高空。才得吹嘘身渐稳,只疑远赴蟾宫。雨余时候夕阳红。几人平地上,看我碧霄中。

  词言志,侯元功更加发奋读书,一举登第,五十多岁的时候,果然当上了执政。在数百年后的清代,大观园里的薛宝钗借吟咏柳絮,也作了一首《临江仙》词:

  白玉堂前春解舞,东风卷得均匀。蜂团蝶阵乱纷纷。几曾随逝水,岂必委芳尘。万缕千丝终不改,任他随聚随分。韶华休笑本无根。好风频借力,送我上青云!

  此词抒发薛宝钗自比春光中无根的柳絮,一有时机,便借此直上青云的胸襟,这在当时女子中是不同凡响的。两首词虽同一词牌名,可是两种风格;两个人,一男一女,虽差距甚远,但灵气却相通。一是借风筝腾空抒怀,一是借柳絮升空表志。一是公开批评浪荡子不了解他的高远志向,坦白直露;一是借景抒情,委婉曲折,显示出了女性的细腻。两词写作手法虽不同,但确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  现无据可考曹雪芹是否读过《夷坚志》,可是从《红楼梦》中穿插的大量酒令、灯谜、诗词来看,能否说明曹雪芹在进行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准备时,阅读过大量的笔记小说?毫无疑问,曹雪芹是吮吸着笔记小说的精华的,《夷坚志》也许就是其中的一部吧?

  在中国文学史上,俗雅之间的交融、转化是一条基本规律,俗雅之称亦是相对而言的。如相对于文言的《夷坚志》等笔记文学,《红楼梦》可称之为俗,而相对于民间说唱文学,又可称为雅了。“俗”文学常常向“雅”文学提供养料,而一旦“雅”文学形成,它又可能给“俗”文学提供创作的范例。如从清代车王府所藏“曲本子弟书”来看,几乎所有的古典名著,都有“曲本子弟书”的阐释之作,如红拂私奔、贵妃醉酒、舌战群儒、坐楼杀惜、红娘寄柬、海棠结社,这些故事均被衍化成为可供演唱和欣赏的优美韵文。伍子胥、白居易、赵匡胤、崔莺莺、孙悟空这些人物形象,均由“子弟书”作者以自己的审美趣味,以通俗化的笔法,加以重新调整,再次塑造。二十八回的《全扫秦》中,岳飞英魂显灵,秦桧受尽痛疼,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,“万载千秋人唾骂,若要翻身万万难”。这样的《全扫秦》,无疑成了另一部弘扬忠烈、抨击奸臣的范本,它是说唱“俗”文学向《说岳全传》等“雅”文学借鉴的成功之作。正是这样的俗雅之间的相互交融、转化,才使人们看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多样而又多彩。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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