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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两广抗清义师的被摧毁

  李定国在1653—1654年(顺治十年至顺治十一年)以广西为根据地,联络两广义师,竭力邀请郑成功亲率主力实现东西合击,收复广东。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计划由于郑成功消极应付,终于功败垂成。到1656年,李定国带领主力赴贵州安龙把永历皇帝迎往昆明,留驻广西的明军只剩下镇守南宁大将贺九义部。当时,永历朝廷同东南抗清势力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广东沿海(廉州、钦州后划归广西)的义师,李定国主力转入云南,两广局势因而逆转,同东南抗清势力的联系也必然削弱。李定国自然明白形势的严峻,但是他为了挽救南明危局,把永历帝护送入滇,内心是希望秦王孙可望能改弦易辙,俯就臣节,内部安定之后再分路出师。然而,孙可望自以为兵多势众,毫无改悔之意,滇、黔隐成敌国的局面使李定国无暇他顾。等到孙可望公开发动内战,兵败降清后,李定国正着手整顿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事宜之际,清朝已部署大规模进攻。永历朝廷一直处于左支右绌的境地,再也没有力量经营两广了。在失去了主力支援的情况下,两广各地复明义师于艰难竭蹶之中各自为战,最后都被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击败。

  1658年(顺治十五年)冬,贺九义奉李定国的命令率部放弃南宁,返回云南。清朝两广当局乘机向南宁、太平、思恩推进。顺治十六年三月初四日清军由浔州出发,二十七日占领南宁。南宁陷落后,南明将军陈奇策、罗全斌、阁部郭之奇等仍据守上思州(今广西上思)、太平(今广西大新县南)、江州所属土司。闰三月初七日,清广东总兵栗养志攻占上思州,明凌海将军陈奇策带领残部数千人逃往滩宁寨。次日,栗部追至该地,击败明军,陈奇策被活捉①。到这年十一月,清方侦报得知罗全斌藏于忠州(这是广西南宁府下属的忠州,今废,约在现地名“旧城”处,与四川忠州非一地),总兵蔡琦藏于龙州,将军周文龙藏于田州(今广西田阳),阁部郭之奇、总兵阎永德、光泽王等人避入交趾,“伏莽棋布,指不胜屈”②。清两广当局因为广西官兵主力已在提督线国安率领下奉命进军云南,兵力不敷分配,移檄“谆谆以招抚为先”,栗养志依计而行,选拔“知事能言之官分途招徕”。于是,明威海将军罗全斌和部下兵将纷纷出降,南宁府和太平府的明朝官员也大批具文归顺,其中包括龙州、下石西州(地近凭祥)、凭祥、思陵州(今废)等与越南接境的州县③。越南当局曾经同永历朝廷保持联系,后来看到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已趋稳固,在政策上作出调整,由支持南明政权改为支持清朝④。这样,永历朝廷李定国等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、张煌言等联络的陆上—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,这以后郑成功、张煌言得到的行在消息大抵都是从清方“捷报”和有限的秘密使者口信中获悉。东、西联络的隔绝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:永历十二年(顺治十五年,1658)正月,永历帝派漳平伯周金汤(字宪洙)、职方司黄事忠(字臣以)由广东龙门(今属广西防城)乘船航海到达厦门,封郑成功为延平王,同时晋升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文武官员爵职。郑成功等派左副都御史徐孚远、总兵张自新(字衡宇,挂都督衔)携带大批官、私文书赴昆明复命。途经安南时遇阻,徐孚远被迫返回,张自新、黄事忠(周金汤似在这以前返回广东)从间道入广西①,在思忠府(恐系思明府,地近今广西凭祥)被清军栗养志部擒获,携带的大批奏疏、书信等文件全部落入清方之手②。

  清军占领广西以后,在广东沿海地区坚持抗清的义师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,先后被清军剿灭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学士郭之奇、总督连城璧联络的王兴部、邓耀部和李常荣部。

  王兴,原名萧嘉音,绰号绣花针,明末起义兵反抗地方当局。清军入广东后,他接受永历朝廷广东巡按连城璧的劝告,决定参加抗清复明的行列,被授予虎贲将军的官衔。他同连城璧(后升任两广总督)一道长期以恩平、新兴(今台山)、阳江一带为据点,坚持抗击清军。1653—1654年(顺治十年至十一年)李定国由广西进攻广东的时候,王兴都曾率部积极配合大军作战。新会战役失败后,李定国主力撤回南宁,不久赴贵州安龙迎永历帝入昆明。王兴部力单势孤,在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带领部众退到新兴、恩平地区以文村为中心扼守。文村地形复杂,南临大海,东、北、西三面丘陵连绵,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同外界相通。王兴利用地利,挖濠筑寨,修建仓库,准备长期据守,以待时机。王兴和连城璧凭借这一隅之地始终坚奉永历年号,遵用明朝服制,因此,许多明朝头面人物如唐王朱聿钐(隆武帝之弟,隆武即位后封弟朱聿■为唐王,朱聿钐续封唐王约为绍武之时)等都迁来文村依居。这里还成为永历朝廷同东南沿海郑成功、张煌言联络的重要通道。1656年(顺治十三年)春,广东清军数万进攻文村,环营十里。王兴临危不惧,率部固守,还不时派奇兵出击,激战两月,清军死伤近万,被迫撤退。次年正月,清军又从新会出军来攻,被王兴事先侦得,派出一支军队在二百里外设下埋伏,击败清军先头部队。清方知道王兴已有准备,再次退回。1657年冬,永历朝廷嘉其忠贞,特派使者敕封为广宁伯①。

  到1658年(顺治十五年)七月,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明永历朝廷节节溃败,决定摧毁文村抗清基地,拔除忠于明室的广东据点。由于“王兴所踞地极险阻”,“羊肠鸟道,曲屈丛杂,刺竹与陂塘相间,骑不得驰突,短兵接战,数步一折,多歧而易伏,皆失其所长”①。尚可喜乃采取长期围困方针,征调水陆兵和民夫约十万之众,挖掘深沟,筑造高垒,切断文村同外界的联系。围困至次年(1659,顺治十六年)夏秋之间,文村粮食告罄,寨内买一升米要两千文钱(约合白银二两,即一石米价二百两),一只老鼠也索价一百文。王兴下令允许寨中兵民出寨自谋生路,然而多数人却宁愿忍饥挨饿,不肯离去。这年八月,尚可喜又派使者前来招降,首先称赞了王兴的品德和才能,表示如果他能以事明之心转而仕清当委以重任。王兴知道文村外无救兵,内无粮食,陷落已迫在眉睫,对他的弟弟说:“城可恃而食不支,天也。我终不降。弟善抚诸孤以续先祀,我死且不朽。”②他一面命人制造了一口巨大的棺材,决心杀身成仁;一面叫自己的五个儿子护送年老的母亲带着永历朝廷颁给的敕书、印信、令箭前往清军大营谒见尚可喜,目的是保护部下将士和百姓的生命安全。尚可喜以为王兴真心投降,非常高兴,又派使者前来致意;王兴避而不见。八月十七日夜间,王兴宴请所部文武官员和依附人士,宣布已经同清政府达成协议,让大家各奔前程、自作主张。席散,王兴先让妻子张氏和十五个妾自缢,接着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火药,葬身于烈焰之中③。明唐王朱聿钐也服毒而死;总督连城璧因在外招兵未罹其难,文村陷落后他拒绝接受清朝官职返回故乡(江西金溪)隐居。在文村战役中,明漳平伯周金汤被俘,总兵李常荣则向清方投降①。

  文村抗清基地覆灭以后,广东清军转而进攻据守龙门(今属广西防城)的邓耀部明军。1660年(顺治十七年)二月,清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继茂和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会商,决定委派韶州副将张玮暂管高雷廉镇务,总统陆师(时栗养志已革职),会合广州、肇庆、高州、琼州、雷州水师和平藩、督标、抚标抽调的官兵大举进攻。四月二十七日攻克龙门,邓耀率领残兵败卒逃入安南②。不料,安南不容其存身,“发兵逆击,杀溺贼众无算”,邓耀走投无路,削发为僧躲藏在广西,被清政府查获,遇难③。此外,永历朝廷的武英殿大学士兼礼、兵二部尚书郭之奇原来负责联络广东、广西抗清义师,在两广沿边地区被清军占领以后,流亡安南。清政府多次发出檄文招降,郭之奇均不为所动。1661年(顺治十八年)八月被安南当局献给清方,他矢志不屈,于次年(康熙元年)八月在桂林遇难①。

  ① 顺治十六年十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,见《明清史料》甲编,第五本,第四八三—四八八页,原文云:“活擒伪将军陈奇策、获水军都督银印一颗,凌海将军木印一颗。”

  ② 上引顺治十六年十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。

  ③ 上引顺治十六年十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。

  ④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一三○载:顺治十六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栖凤奏报:“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莫敬耀遣使投诚。”事实上,越南态度的转变在这以前就已经发生。

  ① 徐孚远《交行摘稿》有《将回赠臣以职方》诗,题下原注“时臣以议欲间道行复命也”。

  ① 永历朝廷封王兴为“县伯”的敕文中有“比者叛逆孙可望罪恶贯盈,称兵犯阙”之语,见连城璧《蹇愚录》所附敕书原文,广宁伯爵名见王兴墓志。

  ① 《平南王元功垂范》卷下。

  ② 屈大均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卷十二《广东死事三将军传》。

  ③ 同上。参见道光二年《阳江县志》卷八,《编年》。

  ①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一四○记:顺治十七年九月丁卯日,“平南王尚可喜疏报:官兵追剿粤东文村隔水南厅贼寇,生擒伪伯周金汤,伪总兵李尝荣投诚。下兵部知之。”所记日期大约是清廷接报时间,周金汤被俘当在这以前。

  ② 《明清史料》甲编,第五本,第四九五—四九六页,广东巡抚董应魁题本(残件)。

  ③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,顺治十八年五月乙丑日广东巡抚董应魁疏报。

  ① 温睿临《南疆逸史》卷二十二《郭之奇传》。翁辉光《潮州文概》收有郭之奇《交趾被执纪事诗》二首,诗云:“十载艰虞为主恩,居夷避世两堪论。一时平地氛尘满,几叠幽山雾雨翻。晓涧哀泉添热血,暮烟衰草送归魂。到头苦节今方尽,莫向秋风洒泪痕。”“成仁取义忆前贤,几代同心几自鞭。血比苌弘新化碧,魂依望帝久为鹃。曾无尺寸酬高厚,惟有孤丹照简篇。万卷诗书随一炬,千秋霜管俟他年。”诗尾有翁辉东按语云:“郭公在明永历十五年八月被执,至十六年九月成仁。”同书郭之奇《陋吟自序》尾翁辉东按语云:“己亥滇南失守,扈从入缅,行畿路绝,公乃挈二子避地南交,……辛丑,交夷执献,对问无回辞,羁馆阅岁。壬寅八月尽节于粤西。世人拟为宋之文文山云。”据其他书籍记载,永历帝从昆明西撤入缅时,郭之奇在两广滨海一带联络义师,并未扈从。此外,翁辉东述郭之奇死难时间一云九月,一云八月。八月与《南疆逸史》所记相同。饶宗颐《郭之奇年谱》引《宛在堂诗集》卷首黎士弘撰小传云:“先生就义之日,慷慨从容,面无改色;康熙元年八月十九日也,莆田薛生英舒亲见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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