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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春秋初年中原各国形势
公元前771年(周幽王十一年)，周幽王死（周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，他在位时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。他又废申后和太子宜臼，改立褒姒为后，以褒姒生子伯服为太子。申后父申侯联合犬戎和吕、[曾阝]等国，引兵攻镐京。幽王兵败，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，西周亡。），子宜臼继位，是为周平王。由于镐京残破和犬戎的威胁，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(周平王元年)，在郑武公、晋文侯、卫武公、秦襄公等卫护下，迁都洛阳(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)，史称东周。东周包括春秋(公元前770-476年)和战国(公元前475-221年)两个时期。前者为奴隶制瓦解时期，后者为封建制确立时期。
春秋时期因与孔子所撰《春秋》年代相当，故以此书得名。但有关史籍所记春秋时期的上下年限，与《春秋》年代并不一致。《春秋》一书始自公元前722年(周平王四十九年)，终至公元前481年(周敬王三十九年)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记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(周敬王四十四年)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所记起始年与《史记》同，终点则至公元前403年(周威烈王二十三年)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我们采取流行说法，即把春秋时期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。
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周王室从此更加衰微，辖地仅剩下成周方圆一、二百里，即今豫西一隅之地。周天子的“共主”地位名存实亡，王室经济日绌，各诸侯国不再朝聘贡奉，周天子不得不转向诸侯“告饥”、“求金”，奴隶制政治、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。
与此同时，各地邦国林立，除地处黄河中下游的“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”的华夏诸国，仍为当时经济中心之外，地处黄河上游和长江流域众多邦国也日益发展强大起来。所谓夷戎狄蛮的各周边民族在华夏先进经济、文化影响下，或内迁或向中原各地发展势力，形成“南夷与北狄交，中国不绝若线”（《公羊传·[亻喜]公四年》。）之势，时而对中原各国构成严重威胁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：“平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并弱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政由方伯。”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国政治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一些邦国强大起来了，他们打着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帜，“挟天子以令天下”（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。）展开了争当“霸主”的角逐，以获得昔日周天子享有的政治、经济特权。恩格斯说：“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1卷，第201页。）从此，中国历史正如孔子所指出的，原来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进入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、“自大夫出”，出现了阶级斗争，民族斗争空前复杂尖锐的局面。这就是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。
春秋初，见于史书记载的，中国境内约有一百多个诸侯国。在黄河中下游的，主要有周、郑、卫、齐、鲁、宋、杞、陈、蔡、曹、滕等国；在黄河上游的，主要有秦、晋、虞、虢、梁、[艹/内]等国；在长江流域和江汉地区的，主要有巴、楚、随、申、息、邓、郧、绞、州、蓼、吴等国。夷、戎、狄、蛮等众多民族则杂处错居其间。《国语·郑语》说：“及平王之末，而秦、晋、齐、楚代兴，秦景(庄)、襄于是取周土，晋文侯于是定天子，齐庄、[亻喜]于是乎小伯，楚[虫分]冒于是乎启濮。”楚国经周代的发展，春秋时期就脱颖而出，登上与中原大国争霸的舞台。
二、熊通称王与在江汉地区的开拓
周平王东迁，正值楚国君若熬(熊仪)二十一年。若敖在位二十七年，于公元前764年卒。卒后其子霄敖(熊坎)立，在位只六年。霄敖死后，其子熊[目旬]立，是为[虫分]冒。[虫分]冒在位十七年，至公元前701年卒，其弟熊通杀虫分]冒子而代立，是为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武王。
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41年的30年间，是春秋大国争霸揭开帷幕阶段，也是楚国崛起时期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说：“若敖、[虫分]冒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可见若敖、霄敖、[虫分]冒三代，都是身体力行，率领国人部族，继承先辈事业，埋头实干、艰苦奋斗的国君。其时，中原国家，如郑、齐、晋等初露锋芒时，楚国亦以积极进取精神，向周围地区发展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六年》载：“先君[虫分]冒所以服陉隰也。”《左传》这里是叙述楚庄王攻打庸时，师叔建议学习先君[虫分冒用骄兵之计打败陉隰之例，来制服庸。可见[虫分]冒是很会用兵的国君。陉隰，孔疏：“本是他国，[虫分冒始服之也。”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说：“荆州府以东多山[奚谷]之险，因名。”又，《国语·郑语》所说的[虫分]冒“始启濮”的濮(韦注：“濮，南蛮之国。”)，是一个古老的部族，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战争，散居在楚之东西南部，与楚人为邻，号称百濮。虫分]冒攻打陉隰、濮人，表明楚国经长期惨淡经营后，乘周平王东迁、诸侯坐大之际，也决心沿着熊渠开辟的道路，大胆地取进攻态势了。若敖、霄敖、[虫分]冒三代的积聚与进取，无疑为熊通果断地僭号称王及其扩张，创造了条件。
公元前741年，[虫分]冒熊[目旬]卒，弟熊通杀[虫分]冒子而代立(此从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则以熊通为虫分冒之子)，是为楚武王(前740椙?90年)。他在位期间，正值东周衰微，中原诸夏亦较混乱之际。郑是姬姓国，但郑桓、武、庄公三代，却乘机发展自己势力，与东周王室矛盾公开化，由周郑“交质”发展到“交恶”，公元前707年终发生大战，结果周王师惨败，周桓王也被射中了肩膀。周天子的威严扫地，郑国俨然成为春秋初之霸主。但郑毕竟处于四战之地(郑与东周王室比邻，都新郑(今河南新郑))，并无长足的实力，郑庄公也只是昙花一显的人物。晋国内乱不止，孝、哀、闵侯均为庶支所杀。齐初政局不稳，特别是齐襄公因与其妹、鲁桓公夫人文姜私通而杀鲁桓公；又言行无常，欺凌大臣，导致内乱，齐襄公终被杀。秦居西陲(今甘肃天水南)，至公元前753年(秦文公十三年)，秦初有史以记事。后虽向东发展，但始终为黄河和河东强国所阻。这种形势对楚国显然是极其有利的。
熊通即君位后，一方面利用先君“甚得江汉间民和”的有利形势，着力经营，增强实力；另一方面谨慎地向周围开拓，以巩固后方。据《左传·庄公十八年》追记：“初，楚武王克权，使缗尹之，以叛，因而杀之，迁权于那处，使斗敖尹之。”权、那处，均在今湖北荆门南。权，子姓，商武丁之后裔，是历史悠久的古国。熊通灭权后，又迁于那处，灭其国改为县，任命县尹，是春秋初年最早设县的行政改革(顾颉刚指出，权县是“春秋第一县”(见《禹贡》卷七：《春秋时代的县》))〗。又据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记子谷语：“观丁父，[若阝]俘也，武王以为军率，是以克州、蓼、服随、唐，大启群蛮。”[若阝]，今河南淅川西南。州，今湖北监利，蓼，今河南唐河南。上述各地，除州外，均在汉水中上游。熊通攻占这些方国后，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，国力大大增强。中原国家对此极其惊恐，公元前710年(周桓王十年，楚武王三十一年)，郑庄公与蔡桓侯在邓(蔡地，今河南漯河市东南)相会，讨论对付楚国的计策(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。)邓之会，反映了中原国家对楚国日益强盛的惴惴不安的心态。熊通在后方立住脚跟后，就决心扑向汉东，解除“汉阳诸姬”对楚国的威胁。经郑重考虑后，他首先把进攻目标指向随国。“汉东之国，随为大。随张，必弃小国，小国离，楚之利也”(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。）公元前706年(楚武王三十五年)，熊通率军攻随，驻于随地瑕。随侯指责熊通攻随无礼，熊通回答说：“我蛮夷也，今诸侯皆为叛相侵，或相杀，我有敝甲，欲以观中国之政，请王室尊吾号。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)随侯答应为之周旋，熊通见随无可乘之隙，便收兵回国了。对熊通的尊号(王)要求，随侯果然向周王室作了转告，结果遭到拒绝。
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为王的消息，愤怒地说：“吾先鬻熊，文王之师也。早终，成王举我先公，乃以子男田，今居楚，蛮夷皆率服，而王不加位，我自尊耳。”(同上。)〗于是自立为王，称为楚武王。这年为楚武王三十七年(公元前704年)。另据《左传·桓公八年》载，这年夏，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，黄、随不来参加。楚武王一方面派[艹/为]章前往黄国进行指责，另一方面又亲率军以攻打随国。经速杞(随地)一战，随军溃败，随侯逃跑。同年秋，楚迫随订盟而回。随不参加沈鹿之会当然是秉承周王室的意旨，后被楚国打败，不得不屈服订盟，说明随侯已被迫尊熊通为王。这样，熊通先在沈鹿会合诸侯，尊王之举得到诸侯的支持；后又用武力打败随国，迫使姬姓国随侯的承认，熊通的王位地位也就合法化了。
熊通称王后，立即向濮人大举进攻，“始开濮地而有之”(同上。)，占有今川、鄂交界的广大地区。公元前703年(楚武王三十八年)，巴(在鄂西，后迁川东)君遣使至楚，请与邓通好。楚武王允许，派大夫道朔送巴使往聘，半途被(邓属邑，今湖北襄樊市东北)人劫杀。楚、巴于是出兵围，邓来救，结果邓被打败，人宵遁。公元前701年(楚武王四十年)，楚屈瑕将与贰、珍结盟。郧为阻遏楚国势力东进，驻军于蒲骚(郧地，今安陆东南)，联合随、州、绞(今郧县西)、蓼等国，谋略攻楚。楚屈瑕、斗廉乘随等四国军队未至，出锐师袭击蒲骚，大败郧国军队，其他各国军队不敢出，贰、轸只得屈与楚订盟。在这次军事行动中，斗廉(楚大夫)富有战略斗脑，表现突出。他提出“师克在和，不在众”，只要自己团结奋战，就不怕敌之众多。当屈瑕按惯例要先占卜，斗廉反对说：“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?”(《左传·桓公十一年》。)体现了楚人朝气勃勃、积极进取的精神。
公元前700年(楚武王四十一年)，屈瑕率军惩罚绞，以“无[扌干]采樵者以诱之”(《左传·桓公十二年》)，大败绞师，迫其订城下之盟而还。第二年，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罗(今湖北宜城西)。屈瑕曾败郧、绞军队，倨傲轻敌，不接受建议，不防备，至罗地后，被罗与卢戎(蛮之一支，居今湖北南漳东北)打败，屈瑕自杀。楚武王引咎自责，其他将领免于处分。楚国攻罗虽失利，但经累年频频出击，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，汉东、汉北的道路已被打通，为楚国后来北上争霸，创造了条件。
公元前690年(楚武王五十一年)，由于周庄王责备随侯不该承认楚僭号称王，楚武王极其愤怒，不顾自已年迈体弱，亲自领军第三次攻随。据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载，这年春，“楚武王荆尸，授师孑焉以伐随”。杜注：“尸，陈也。荆亦楚也，更为楚陈兵之法。”孔疏：“楚本小国，地狭民广，虽时复出师，未自为法式，今始言荆尸，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，名曰荆尸，使后人用之。”孑，即[卓戈]，兼有勾与刺两种作用，是一种新式武器。可见楚武王在对周围用兵中，进行了较大的军事改革，既适应远近战争需要，发展了新的战略战术，又以新式武器武装楚国军队，战斗力当已显著提高。楚武王临行前，心跳不舒，但仍统军前往，不幸病逝于军中。令尹(令尹，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，见于史料，始在楚武王时设置。)斗祁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，继续前进，“除道梁[溠]，营军临随”(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。“除道梁溠”，意在溠水上架设浮桥，便于行军)，随侯恐惧，只得求和。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义同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。随后，斗祁、屈重胜利班师，渡过汉水后才为楚武王发丧。
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，创县制，设令尹，置陈兵之法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、军事改革。又三次领兵攻随，威震东周王室，多次出兵征战，慑服汉东诸国，开拓江汉，扩大了楚国疆域，为楚国的崛起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劳。楚武王不愧为楚国奠基者之一。
三、楚文王“始都郢”与“始通上国”
公元前690年，楚武王卒，其子熊赀立，是为楚文王(前689?75年)。
楚文王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，为了奠定楚国的根基，他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行动就是把都城定在郢(今湖北江陵纪南城)。关于“始都郢”的时间，《世本·居》说是“武王徙郢”；而《史记》的《楚世家》和《十二诸侯年表》都说是楚文王时期，后者说得更加具体：“楚文王熊赀元年，始都郢。”另据《后汉书·地理志》江陵注：“故楚郢都，楚文王自丹阳徙此。”更明确地指出在楚文王继位后，由原都丹阳迁入新都的。楚武王慑服汉东诸国，楚国势力已伸入江汉地区腹地，故楚文王即位后即迁都于郢，实际上是对楚武王战略行动的承袭与发展。
至于始都郢的地址问题，历来众说纷纭，史家意见是不一致的。自杜注为湖北江陵北纪南城起，一直成为流行的说法，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。近人根据史籍与考古发掘材料，进一步考证了郢都的地址问题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。石泉认为：
春秋、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(今蛮河流域下游)、汉水以西不远处。今楚皇城遗址(指今湖北宜城西。笔者注)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址石泉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，1988年10月第一版)。
张正明认为郢都先后有好几个，文王始都郢，在今宜城境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师入郢，楚昭王出逃，后虽回郢，但楚吴战争未息，公元前504年，楚王迁都于[若阝]，而仍称郢。几年后，楚昭王又迁都于江陵，即纪南城，也仍称郢。故楚国以纪南城为都，长达220年左右(张正明《楚文化史》。）王光镐认为，“如果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，实实在在地面对纪南城遗址的地层、遗址、遗物材料，它之绝非楚郢都当毋庸置疑”。所谓郢都，无疑是一座相当都城建制的城，……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，称“[艹/乔戈]郢”。“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(王光镐《楚文化源流新证》。）
此外，还有其他不同说法，此不一一列举。我们这里采取的是传统说法，即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(纪南城)起，至公元前278年(楚顷襄王二十一年)秦将白起攻取郢都、楚徙都陈，一直定都在此，前后长达411年之久(其中楚昭王时曾有短时迁徙)。
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，兼有水陆之便，东接云梦，西扼巫巴，北连中原通衢，南临长江天险，不仅自然条件优越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，从此成为楚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楚文王定都郢后，表明楚国已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。为承继楚武王“欲观中国之政”的意愿，立即全力北进。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，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，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。公元前688年(楚文王二年)，楚文王领兵攻申。申，姜姓国，周宣王所封，是原西周王朝控制荆楚的重镇。攻申必经邓。邓在今湖北襄樊市北，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国(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人。）但它与楚近邻，当时征服邓更有直接意义。邓人对此是有警觉的，如骓甥、聃甥、养甥等三位大臣就力主乘机杀掉楚文王，说：“亡邓国者，必此人也。若不早图，后君噬齐，其及图之乎?”(《左传·庄公六年》。)邓侯不听。楚文王经邓攻打申后，回归时果然又攻打了邓国。楚文王这次虽未灭申、邓，但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。
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，又图谋东向，以扩大北上的通道。恰在此时，地处汝水之蔡(今河南新蔡西南)和地处淮水之息为息侯夫人息妫发生矛盾，给楚文王出兵蔡、息提供了机会。据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载，蔡侯娶陈(今河南淮阳)女为妻，息侯亦娶陈女息妫，当息妫出嫁息侯经过蔡时，蔡侯无礼，息侯恼怒，遣使至楚要楚文王攻打息国，息向蔡求救，楚可借口攻蔡。楚文王依计行事，于公元前684年(楚文王六年)秋，出兵攻蔡，在蔡之莘地大败蔡国，并虏蔡侯归，接着又把他释放了。这件事影响很大，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：“楚强，陵江汉小国，小国皆畏之。”杜预《春秋》注说：“楚辟陋在夷，于此始通上国。”“上国”指中原华夏之国，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，现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，为诸夏所侧目。过四年，楚文王又灭息以为县，虏息妫，并长驱直入蔡国，占领其地。
正当楚文王东拓北进节节胜利时，齐国经一段时间内乱后，公元前685年(楚文王五年)，齐桓公立，以管仲为相，进行改革，开始强大起来。公元前679年(楚文王十一年)，齐桓公盟宋、陈、郑诸国，开始称霸。楚文王也不示弱，第二年，即公元前678年(楚文王十二年)，为了彻底打通北入中原的通道，与齐桓公抗衡，出兵攻邓，一举灭掉了邓国。史籍虽无楚灭申的具体时间记载，但从前述“伐申过邓”来看，灭申与灭邓时间大体是一致的。至此，北通中原的大门业已洞开。同年，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“缓告于楚”(《左传·庄公十六年》。)为由，发兵讨伐郑国，直抵栋(今河南禹县)而还。郑是姬姓国，又是春秋初期大国，楚文王竟借口惩罚，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：“齐桓公始霸，楚亦始大。”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。楚武、文王两代经不断奋战，“欲观中国之政”的愿望已经实现。清人顾栎高说：“楚横行南服，由丹阳迁郢，取荆州以立根基。武王取罗、[若阝]，以鄢郢之地，定襄阳以为门户，至灭申，遂北向以抗衡中夏。”(顾栎高《春秋大事表》。)楚文王的定都郢与北进，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四、楚国奴隶制政治的发展
楚国国君原不见称号，如鬻熊至熊绎，均称名，冠以熊字，熊绎后三代，亦称熊×。至第八代国君熊渠时，封三个儿子为王，进行试探。后虽悄然罢去，但却表明这时楚国君已拥有相当大的权力，企图僭号称王。
熊渠之后，历代国君仍具名，但至熊仪时，则号若敖，熊坎号霄敖。熊坎子熊[目旬]，称[虫分]冒。“[虫分]冒”与“敖”音同，亦为敖。可见“敖”是对国君的尊称，是氏族制军事首领或酋长演变过来的特殊称呼。楚武王以后，楚国国君也有称“敖”的，如楚文王子熊B052称庄敖，楚康王子员立，称郏敖。春秋后期，公子比、黑肱、弃疾联合推翻楚灵王统治，弃疾又以恐吓手段迫使比、黑肱自杀，自称王，是为楚平王。平王葬先已称王的公子比于訾，称訾敖。故注家说楚国不成君无号谥者，多以葬地冠敖号(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(中华书局出版，1981年3月第1版)。后来有的国君后裔也以先祖称号为氏的，如显赫的若敖氏。同时，楚族本身就是庞大的血缘联合体，所以见于史籍，除了国君称敖外，有的大贵族也有称敖的，如莫敖氏、敖氏等。至熊通称王不称敖，一方面说明楚势已强，敢于公开与周王室对抗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国君的至尊地位已经确立，楚国的奴隶制政治已走上了新的阶段。
随着王权的确立，楚武、文王时，楚国奴隶主专制统治，日益加强，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，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、军事、外交才干的贵族。根据《左传》等有关篇章记载，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。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、轸结盟，郧欲令随、州、绞、蓼攻楚，从中作梗，屈瑕当机立断，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，终盟贰、轸而还。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，迫其订城下之盟。从这些政治、军事行动看，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，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、结盟，主持军政大事。另一位莫敖屈重，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，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，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。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，是仅次于王的官职(贵族)。就在这次攻随时，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。）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，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。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(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：“彭仲爽，申俘也，文王以为令尹。”武王时令尹斗祁，文王时令尹彭仲爽，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)，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，令尹则位显权重，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(据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载，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、司马之后。故从楚成王以后，令尹已为百官之首，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。)。从莫敖到令尹，应是楚国官制的重要改革，因为莫敖，毕竟带有旧氏族贵族的色彩，而初时的令尹，并非一定由贵族担任。如楚文王时的令尹彭仲爽，就是“申俘”。
楚武王时期，除设莫敖、令尹外，还设有军率。“[若阝]俘”观丁父被任为军率后，在克州、蓼，服随、唐，开拓群蛮之地等战役中立了卓著功勋，故为楚国后人所追述。可见军率一职，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职务。后来楚官制中不再见有此职，可能是楚武王在战争中临时设置的军事指挥职务，战罢即撤。
据《说苑》载，楚文王时有一个叫保申的，严厉批评楚文王贪恋田猎、沉迷酒色、不理朝政行为，并以“先王之命”予以笞打。这个保申就是类似“师保”之官。楚人好卜，保申既掌保养、教诲之职，又司申卜、问凶吉之事。商周奴隶社会的天人合一、政权神权并重的统治特点，楚国其时亦已具备。
此外，楚武、文王时期，众多的文臣武将累累见于史籍，如武王时有参政议政与决策的斗伯比(斗伯比，楚大夫。他为楚武王攻随服随，出谋画策，起了重要作用。据《左传·桓公十三年》载，他认为莫敖屈瑕骄傲轻敌，伐罗必败，可见是楚武王身边很有才干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)，以及出使随、黄等国的章、领军出征的斗廉等。楚武、文王时期，楚国已建立起以王为首，王、贵族、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治体制。
对已征服的各地统治，楚国仿照周制，亦实行封邑制。如早在西周时期，熊渠就分封三个儿子于“江上楚蛮之地”，后来氏又“食邑于[艹/为]”。春秋以降，直至战国末，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，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、经济制度，与楚国的兴衰相始终。但另一方面，楚武王又开创县制，灭权后改为县，这可能与鉴于西周分封制导致诸侯坐大弊病有关。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，“实县申息”(《左传·哀公十七年》)，从此，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，与封邑制长期并存。
楚武、文王县制的创立，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，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，起了显著作用。首先，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，均在楚国北境，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，又成为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。如权、那处，均在今湖北荆门境，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。申，在今河南南阳境，紧连方城(申之北有方城山，南北绵亘数百里。楚国筑城于此，成为战略要塞，号称楚国长城)，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，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息，则在方城南淮水北，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。可见楚武，文王灭国为县，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，是楚国奴隶制政治、军事发展的重要步骤。
其二，加强了君主专制，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。县之长官，先称县公、尹，后又称令、大夫，一般仍由贵族担任，但已不是“封”，而是“使”(任命)。如楚武王克权，先任斗缗为尹，后迁权于那处，任阎敖为尹。而战略要地的申，历春秋各代，几乎每一、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，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。
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，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，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。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、蔡、不羹、许、叶之师，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。而其中尤以申、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，御秦抗晋，南征北战，为后来楚之立霸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今天出河南邓县往北往西，许多以申营为地名，与当年申之师频繁出征不无干系(笔者曾带领学生至西安、洛阳等地进行史迹考察，途中所见称“申营”的地名不少，可能与当年申地军队征战有关。因乘车途经这些地方，未查阅当地史籍记载和实地考察，或不实。）其三，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，增强了国力。灭国为县后，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，如《左传·成公七年》载，楚庄王服宋后，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，请取申、吕为赏田。申公巫臣反对，理由是：“此申、吕所以邑也，是以为赋 ，以御北方。”楚康王时，司马掩书土田，其目的就是“量入修赋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
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、摊派军赋，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，是不可能进行的。楚武、文暨后来成、庄诸代，楚国之迅速崛起，饮马黄河，观兵周疆，北争中原，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、人力的供应支援，有直接关系。因此，楚武、文王首创县制，是一次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制度改革，它标志着楚国奴隶制的重大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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